“中国威胁论”的第二个舆论发酵点，就是群体形象的群像传播。
厦门大学教授周宁认为，今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有两点：一是“中国威胁论”，二是“中国崛起论”。中国很多人的反应是:当西方人说中国威胁的时候，就不高兴；当西方人说中国崛起的时候，就兴高采烈。殊不知这两个观点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，只有中国崛起了，才有可能威胁。“中国崛起论”和“中国威胁论”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心态，它的核心命题是中国力量的合法性。周宁教授以中国抗洪救灾为例，分析了西方世界产生“中国威胁论”的文化逻辑。
九十年前卡夫卡写过一篇荒诞小说《万里长城建造时》。小说的叙事者“我”，一位中国的南方人，像许许多多的天朝百姓那样，在“苍穹几乎遮盖不了”的土地上修筑帝国的城墙。为如此广大的帝国修筑一座围墙，工程已浩大到超越任何一个个人的努力与想象。无数岁月里无数代人，永远激情澎湃，像蚂蚁那样劳动，毫不迟疑地牺牲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那种将个人微弱的力量统一在一起的令人敬畏的、难以捉摸又难以抗拒的、坚定如一又变幻无常的集体意志，是令人羡慕，还是令人恐惧？
这种心态耐人寻味。卡夫卡的想象与困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。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，始终对东方奇迹般的“集体主义”感到吃惊。汶川大地震后，中国用举国之力抗震救灾，无数解放军战士、灾区人民、志愿者、捐献人表现出的赈灾壮举，再次让西方人看到那种东方式的、可敬又可怕的集体主义精神。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，主要内容分为三类：一是最初关于“事实”的描述，其中多表现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；二是关于“意义”的反思，道德意义上的同情淡化，文化反思出现，他们开始关注中国救灾活动中表现出来的“集体主义”与“爱国主义”热情；三是意识形态性宣传，在中国人的“集体主义”与“爱国主义”热情中，他们发现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壁垒与中国威胁的阴影。
起初他们感动，既而开始反思，最后竟然感到恐惧。西方人注意到一种令人震惊的集体主义激情，正通过抗震救灾运动席卷中国……
集体主义激情在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相矛盾，同时也唤起了西方传统的中国形象记忆。启蒙思想家奠定的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基础强调个人，主张个人价值优先于群体，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价值。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拥有绝对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。任何要为他人或汇集他人之名的集体牺牲个人的提法或主义，都是骗局。这是个被追问的哲学或文化价值的问题。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牺牲，个人最终变成牺牲品，那么，谁来享用这种牺牲呢？如果他人成为空洞的集体，这一集体的名义是否可能被窃取？
西方现代文化在确认个人主义价值基础的同时，也开始在东方与古代寻找排斥性的“他者”……
周宁教授揭示“中国威胁论”的文化逻辑，就是西方对东方集体主义的理解与想象。但跨文化传播研究，除了要分析文化的逻辑，还要探讨传播的逻辑。
集体主义文化在舆论世界的表现就是喜欢传播群体形象的正能量：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。但群体形象在传播上存在这先天的舆论困境。
